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壮族的形成

发表时间:2017-01-12
?壮族的形成
发布时间:2017-01-12 来源:广西地情网
     
   “民族”这个词是20世纪初从西方传入我国的。在这之前我国的史籍里,往往用某某人、某某蛮(夷、戎、狄)、某某部落等等表示某一个人们共同体。
   民族是历史发展的产物。人类由氏族制发展而进入部落、部落联盟,产生了阶级,国家。民族是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随着阶级的产生而出现的。民族在一定的历史发展时期是比较稳定的。但随着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发展,随着各民族之间在互相接触、交往中必然产生的分化或融合,随着民族自我意识即民族意识的变化,以及其他民族对本民族认识的变化,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,民族也是在变化中的。古代的民族,中古的民族,近现代的民族,虽然嬗递关系可寻,前后有继承的环链,发展脉络清晰,但又有所不同。
   生活在一定地理范围内的民族实体,是在共同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基础上产生的,当与其他人们共同体接触时,他们感到有异于其他人们共同体,于是产生了自我意识。民族实体形成后,又要为与它接触的、尤其是毗邻的人们共同体所认识,确认它是另一个人们共同体。但是,这种从认识到确认,并不像阳光照到水面上那样会立即反射出来,而是要经历一个过程。也就是说,民族实体先存在,经过一段时间互相接触后,才会被其他人们共同体认识、确认。这段时间的长短一般取决于他们与其他人们共同体交往的密切程度。
   壮族的形成过程,先经过西瓯、骆越、蛮、夷、俚、乌浒、僚人的发展阶段,我们在本书中称为壮族先民。在这一发展过程中,分化出我国壮侗语族诸民族以及在东南亚的相关民族,同时,也吸收了汉族的成分。
   到了唐代,西原“蛮”已有自己显著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,成为壮族实体的雏型,他们称王立号,冲破了唐王朝羁縻州、县、峒的藩篱,团结了人们共同体内众多的人群与唐王朝对抗,攻城掠地,北到湖南的邵阳,南到安南,东到广西容县,西到云南文山一带,充分显示了这个实体的实力。他们为了谋求实现民族的统一,几代人前仆后继地斗争了100多年,这个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了他们有很强的自我意识。让我们再看看隋、唐、宋历代王朝怎样看待这个人们共同体。梁崇牵是西原“蛮”中的一支,但《新唐书》又说:“骆洞夷獠相挺为乱,夷酋梁崇牵号‘平南都统’。”从这段记载看,“夷酋”就是“夷獠”人的首领。而在古代“蛮”与“夷”又是可以互换使用的,如《旧唐书》卷15l《王锷传》载:“广人与夷人杂处,地征薄而丛求于川市”。而《新唐书》卷170《王锷传》却说:“广人与蛮杂处,地征薄,多牟利于市”,夷与蛮前后可替换,可见在古代,对于岭南的所谓夷、僚、蛮指的实际上是一个人们共同体。
   “隋仁寿初,(冯)盎为宋康令,潮、成等五州獠叛,盎驰至京师,请讨之。文帝诏左仆射杨素与论贼形势,素奇之,日:‘不意蛮夷中乃生是人!”世冯盎的先祖冯弘是北燕人,流亡到高丽,其子冯业率300人乘船渡海归宋,冯弘死后,冯业定居番禺,冯业之子冯融为梁朝罗州刺吏。冯融之子高凉太守冯宝,娶越人洗氏女为妻。冯宝之子冯仆,冯仆之子冯暄、冯盎。洗氏的先祖世为南越首领,洗氏自称是越人,隋、唐朝廷也认为他们是越人。洗氏的孙子冯盎于唐代武德五年(622年)降唐,被封为越国公。贞观八年(634年),唐高祖在一次宴席上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,又令南越酋长冯智戴(冯盎之子,洗氏的曾孙)咏诗,唐高祖笑着说:“胡、越一家,自古未之有也。”可见唐高祖确认冯智戴为越人。柳宗元贬谪柳州时,也称当地居民为越人。到了宋代,偶尔还用越人之称,侬智高起兵被镇压后,宋王朝兴建城池以防不测,王安石撰《桂州新城记》中说:“寇平之明年,蛮越接和,乃大城桂州。”明代顾炎武在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中说,“僮乃旧越人也”。实际上,隋、唐时期较多使用的是俚、獠、蛮、夷。隋、唐乃至以后也还用越的族称,但多是从这个实体的根源上来说,是追述。到了隋代。岭南的越人已分化成几个族,“南蛮杂类,与华人错居,日蜒,日獾,日俚,日獠,日钷,俱无君长,随山洞而居,古先所谓百越是也”。《隋书》中说,洗氏、冯氏在俚、僚人中有很高威信。但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中说,洗氏、冯氏在僚人中很有威望,少了俚人。似乎僚也可以包括、替代俚。
   以上说明,族称虽异,实体却是一个。冯氏移民到越人中生活,高居官位,汉越人通婚后,到第三代便越化了,自己认为是越人,别人包括历代王朝的统治者直至皇帝也认为他们是越人。
   北宋时期,侬智高起兵反宋,抗拒交趾的斗争,其实质也是要建立一个地方民族政权,左右江南北和云南文山一带群起响应,显示了他们的民族意识。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。壮族实体明显可见。史书上称侬智高及其部众为“广源州蛮”,而“侬智高父本山僚”。就是说侬智高是山僚人。蛮是一个泛称,我国南方的少数民族都可称为蛮,为了有所区别,古籍中往往冠有地名,如桂州蛮、容州蛮、西原蛮、广源州蛮等等,而僚是指更具体的民族。
   族称是一个民族的符号。族称与民族实体有联系又有区别。一般说,民族实体产生后,其他民族在与之交往接触中,由认识到确认,然后便会自然地给这个民族实体取名。因此,民族名称大多是他称,由他称又转为本民族的自称。民族名称的出现与民族实体的形成在时间上不一定是等同的,会有先后的区别。一个民族的内部,在民间可以有一个自称,也可以有多种自称,现今的壮族有20多个自称。自称的不同,反映某些群体在血缘、习俗、信仰、地理分布上的不同,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支系。一个民族可能没有支系,也可能有若干支系。由若干支系构成的民族,支系之间的共同性因素居多,支系之间的差异较微小,大大小于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。如果不能从总体上把握某个支系,与其他支系进行比较,往往会把支系误认为另一民族。古代没有一套完整的民族理论和民族识别的标准,又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和比较研究,因而把支系与民族相混淆的现象就会出现。由于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民族认识的差异,区别标准不同,也会出现现今的某个民族,在某个历史时期有若干个族称的现象,如元、明、清时对同一个民族实体曾有僮、假、侬、沙、土等族称。这正如一个人,总是在其出生以后长辈才给他取名,一般先取乳名,后来才有学名。有字,有号,甚至绰号。植物、动物也一样,必先有物而后有名。名可以只有一个,也可以有多个。
   社会经济的发展,使人们共同体内部或人们共同体之间互通有无,水陆交通网的建立,使不同地区、不同支系的人们交往更密切,因而形成了共同的语言,语言的相同,更能沟通感情,自然使他们之间的交往比与其他民族交往更紧密,共同的语言是形成民族的特征之一。但是,语言受时空的限制,它不能保存,不能远播。于是文字便应运而生,唐代古壮字的出现,宋代古壮字(SAN NdiP)得到较广泛地流行,直到今天壮族民间还在使用,而山歌歌本、经书是最好的传媒,它沟通人们共同体内部的思想、文化、信念。古壮字维系了民族感情,成为一个坚韧的纽带,这应被视为与壮族的形成有内在联系的社会现象。
   共同心理是形成民族的又一重要特征。壮族民间古来共同信奉布洛陀为始祖,尤以壮族聚居区的红水河流域、右江流域直至其上游的云南文山~带以及左江流域的壮人信仰更为诚笃。布洛陀乃壮族原始宗教创世神。这种信仰是一种原始凝聚力。
   古今民族的形成、继承、发展总是有一条主干的,这条主干的源,构成后来民族形成的主体。民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,也会出现分化和融合。壮族的源已很清楚,是来源于百越族群中的西瓯、骆越。俚、僚是从越人发展而来,是不相同的两种人们共同体。史书记载云:南朝陈时,“岭南俚、獠世相攻伐”。至宋朝,“皇朝开宝六年(973年),(容)州与(陆川)县俱废,入容州。其州元有俚僚二种,言语不同,偶月为婚,不知礼节”。圆由此可见俚与僚是两个不同的人们共同体。到了宋代,古来自称土人的也被官方称为“土人”或“土佬”、“土族”、“撞丁”。到了元代,古籍中只有僚、或蛮僚、或瑶僚的族名,俚的族名已不见。“僮人”之称出现。到了明代,僚的族名虽然还在使用,但已不多用,代之而起的是瑶僮连用较普遍,俚人已消失。从俚、僚——蛮僚、瑶僚——瑶僮的脉络可见,俚人融入僚人中,而僚与僮是嬗递关系。这种变化,还是源的变化。至于土——僮,则是这条主干源的主体。
   秦汉以后,汉人与越人通婚的现象日益增多。唐宋以前,汉人移民到岭南越人地区,混杂居住在越人中,成了少数,极易越化。冯弘移入越人地区,五代人仍是汉人,自冯弘的曾孙(第四代)冯宝与越人妇女洗氏通婚后,冯宝的孙子冯盎(冯弘的第四代孙)变成了越人。可见其演变因素,有血统的,也有文化、心理、民族意识的转变。到了明代,汉人变越人的现象仍然出现,养利州(今广西大新县境)“其俗本夷,而流官至此者,亦复夷之”。连流官都夷(壮)化,更何况一般的移民。这种演变没有血统上的因素,而是受越人濡染后,在心理、民族意识、文化习俗上融合入越人中。
   相反,越(壮)人汉人,即融合入汉人中的现象也有,汉人大量移民入广东、桂东地区后,越(壮)人与汉人的比率到明清时期发生逆转,汉人多越(壮)人少,在这个地区,壮人汉化的现象比以前增多。
   明代,在壮族地区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,持续时间很长,在明朝统治的276年中,只有29年平静无事。明王朝用武力镇压无济于事,王守仁认为,“凡乱之起,由学不明”。(1)认为建学校,施教育可以治乱,于是“兴学校以化夷”。(2)进行学校教育是“以用夏变夷”,“去夷从华”(3)的好办法。在一些地方,汉文化提高了,民族意识也淡薄了。
   壮族先民西瓯、骆越的人数本来就多,除了各种原因的死亡外,历史上的分分合合,合合分分,使壮族人口至今仍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。目前,世界上人口有1亿以上的民族有7个,人口在1亿以下,O.5亿以上的民族有9个。人口在5000万以下,1000万以上的民族有51个,壮族是其中之一。
     
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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